那些年﹒我的信仰﹒我们的信仰

十年，新航道开枝散叶，有“生死两茫茫”的痛苦，但不曾放弃的是我们的信仰。信仰让我们死去活来，但未来十年，我们选择坚持，即使再死一次。死去活来未必是凤凰涅槃，但我们为这个行业留下“异数”，足矣。

我们的信仰是教育。教育是做学生成长的守望者，守望课内课外每一次进步，每一次挫折。一花一世界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我们的责任是为每个学生找到适合的方法理解世界，掌握技能，也许能找到信仰。教育的境界不是学术功底、态度责任、激情幽默，而是爱。因为爱，我们与每个学生平等对话，我们渴望让学生兼具独立、批判和创造的精神。高分高能只是里程碑，教育的使命在于教会学生做事，做人。

然而，一个培训行业的从业者谈信仰有些自不量力：多少中学和大学的校长谈论我们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“做培训的”。新航道从诞生始，就挑战对培训行业的陈见。然而，在“庙堂英语”和“江湖英语”结合的过程中，困难重重。在商业的世界里坚守教育的底限说来容易，做来却有那么多诱惑。新航道曾被逼入死角，但十年前我们成立新航道的誓言犹然在耳。如若只是为钱，胡老师不必重新创业；业界未曾意料到新航道的诞生，那我们有责任让她有存在的价值。

我是幸运的，一直在追逐梦想。我父亲给我的财富是他告诉金钱和名声适当就好，人要为自己活着。二十八岁，是“无知无畏”的年纪，选择新航道更多的是战斗的欲望。当年的“雅思梦之队”虽然离我渐行渐远，但即使是青涩的记忆也凝结这我们坚持学术的梦想。那时“仇视”的竞争对手，如今看来也许是人生的伙伴，相伴成长。聊以慰藉的是，他们都离开了这个行业，或至少离开了讲台，只有我还坚定在讲台上，也算是一种对信仰的坚持吧。

我次离开新航道是因为信仰的迷失。我努力了几年，看不到方向，去了加拿大。胡老师是我们的长者，他也最懂得隐忍。所有人都可以放弃，唯有他必须坚持。他的信仰也许与我不完全相同，但让我尊敬。而回归新航道，是我认识到信仰不必偏执，年轻的锐气逐渐淡去，做好自己，未必一定要影响别人，别人的信仰也值得尊重，哪怕是为了利益。那一年，我三十一岁。

从北京新航道学校到上海新航道学校，历史终将被后来人忘记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固执和坚持，当然我也无数次反省过，坚持学术在商业社会中是否合适。还有，我们嘴里喊的学术是不是真的学术。所谓的“干货”在学历学校的老师眼中也只不过是解题技巧，培训学校究竟是否要崇尚学历学校的教育理念……这种反思将来也不会停止。十年的新航道，终于把重点从课堂教学转向了课内和课外结合，传统教学和网络社交的结合。当然，教做事，任重道远，我们不敢狂妄，唯有努力；教做人，需是教育家，我的资历远远不够，唯遇有缘人。

作为一个学教育的学生，我特别想教做人，这也是我为什么“大无畏”地投身国际高中教育的原因。在湖南长郡中学做AP学校的三年，让我如初生婴儿般汲取着国际教育的营养。我为去标准化的教育理念呐喊过，也与IB的教育理念争执过。我承认，人总是先入为主的，无论任何一种国际教育形式，都有存在的道理。然而，我的内心，最渴望的是中国人有一套总结自己经验的、融入国际学科成果的、为世界所承认的国际课程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我愿为垫脚石。

我再次离开新航道是为了充实自己。在国际教育领域，我是新兵。胡老师没有太多的挽留，他特别理解一颗为了理想特别直接的心。也许，他还有点羡慕我，可以为理想天马行空，他背负了太多的责任，很难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离开这三年，我感激所有帮助过我和批评过我的人。在学历教育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也理解了自己的极限。

三十八岁，我再次回到新航道，我梦开始的地方。只是因为和胡老师的一次闲聊，我们十年前的信仰还在。雄心壮志已渐行渐远，我希望踏踏实实做事，唯有不变的是信仰。我已没有能力追求财富，只好追求信仰，留着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的尊严。名利已不是最重要，我只想把这些年对国际学历教育的理解带给我的学生。

我2001年入行，当年的同事恐怕早已功成身退了；如今都是85后，90后的天下。我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，我学会了不在意别人的评价。我曾经改变过几个学生的人生，我愿意多改变几个。姑且让我称它为信仰吧。